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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工人花399元，养活5800亿修脚产业2、上海市劳模陈琳：曾风餐露宿更知劳动可贵3、大企业正在掌控一切：为什么美国和市场经济渐行渐远？
打工人花399元，养活5800亿修脚产业
10月9日，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法院街189号，一家名为“郑远元”的修脚店开业。这里距纽约三大华人聚集区的车程都不超过半小时，离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的车程仅10分钟左右。
在这则新闻下，有网友问：“什么是郑远元？”被点赞最多的是这样一条回复——“按摩界的蜜雪冰城”。这个以平价著称的中国连锁修脚店，在全国默默开了8000多家门店之后，开始远征海外，给华尔街的打工人来一点小小的中国震撼。
（图/社交媒体截图）
修脚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也是重要的民间技艺。公元前1300年的甲骨文中，有关于“足病”的记载。20年前，修脚不是普通的按摩休闲，更像是医院门诊外科的平替。
过去，街边的修脚店曾因为老土过时的装修和门口张贴的治疗灰指甲广告，让年轻人敬而远之。近两年修脚店画风突变，开始做起年轻人的生意。
晚上七点后的修脚店，
都是打工人的主场
深圳罗湖，一家靠近罗湖口岸的郑远元修脚店内，坐满了说粤语的年轻香港客人。在即将过关返回香港前，他们通常把这里作为在深圳的最后一站。
他们手机里下载了大众点评，熟练地让修脚师核销团购券，再坐下来拿出“尿袋”（充电宝）给手机续命，等着修脚师端来热水，给自己的脚“续一个”。
小小几十平方的店里，卡其棕色的沙发一字靠墙排开，座椅上铺了白色毛巾。墙上的红色横幅写着“每个月18号是会员日半价”。修脚师身穿统一的工作服，埋头为客户按摩。一名香港客人说：“这个连锁修脚店很火的，我上次排队排将近一个小时，60分钟的团购套餐80块，还送一大杯珍珠奶茶，划算。”
（图/《超能坐班组》）
正在修脚的李师傅说，现在修脚的年轻客人越来越多。年轻人大部分在晚上9点后来，到深夜12点还有上门的，这个点，老年人早就睡了。”
美团在2022年修脚行业共有5800亿市值，4亿的用户规模中，20~35岁的消费者占比达到了75%。也就是说，中国这个价值千亿的修脚市场，年轻人贡献了三分之二。
客人开始泡脚，技师会拿出一个小小的计时器放在客人的沙发椅上。师傅在泡脚时先给客人按摩肩颈，大约十五分钟后，把客人的脚擦干净，拿出一次性小刀片开始给客人修脚，修完脚后，便拿出润肤露开始足底按摩，从足底一直按到小腿。
（图/pexels）
闹钟响起，技师还会让客人稍微超时按久一点，让客人觉得物超所值。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前来修脚，泡脚的“料包”也更年轻化，除了传统的生姜、艾叶，还有海盐和醋，此外还有泡脚送奶茶、送汉堡的活动，恨不得年轻人在这住下。
00后修脚师傅，
月入过万
如果观察过街边的修脚店，会发现“郑远元”三个字的出镜频率高到有些吓人。几乎每个社区街道都能看到一家不起眼的修脚店。
根据官网数据显示，这个品牌在全国范围内拥有8000多家连锁门店。2023年一年营收129亿元，有媒体干脆给它安上“宇宙第一修脚帝国”的名号。
90后的李师傅是陕西安康人，从事修脚行业三年。李师傅说，十个修脚师傅里面有九个都是陕西人，而九个陕西人里面有八个都是安康紫阳县人。曾经的紫阳是贫困县，如今这里的人民因修脚致富，从单一品牌的创业到政府支持后迅速发展，与我国历来许多县城的发展模式相似。
（图/社交媒体截图）
2023年1月，紫阳县成立了紫阳县修脚协会，修脚师成为紫阳人的主要职业和在外标签之一。李师傅说，在安康市，几乎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个人是做修脚的，有的家里一家人都做修脚师傅。
根据紫阳县政府网提供的数据显示，2023年紫阳县修脚协会现有会员单位71家，其中修脚足浴企业50家，配套织袜、药品等产品企业15家，销售企业3家、培训机构2家，拥有1.5万余家修脚门店，总营收超200亿元。
李师傅所在的这家修脚店开业仅半年，已经有不少熟客。熟客上门，修脚师就一句“您来了啊，里面坐”。一位住在附近的客人出来买水果，路过修脚店时，在门口朝李师傅喊一嗓子：“那药是一天早晚换一次是吗？”李师傅正服务着客人，扯着嗓子回：“一天换一次就可以了！”客人在门口留下两个橘子给李师傅，便离开了。
社区修脚店与顾客的关系，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邻里关系：当你把脚放心交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时，就没什么好见外的了。
（图/《小巷人家》）
黄师傅是四川人，今年才刚满19岁，顶着一头棕黄色的锡纸烫，熟悉的客人都喊他小黄。他是2005年出生的，“我们店长是2006年的，比我还小一岁。”
年纪轻轻就出来当修脚师傅的年轻人并不少见。小黄说，他的家乡在四川和陕西交界处的一个贫困县，距离紫阳很近，当地政府其中一个扶贫项目就是给修脚集团招生，免费培训，学成后直接就业，店里另外两个年轻人都是他同村的朋友。小黄很快已经成了熟练工，“修脚不难学，培训两周就能上岗了，实习一个月就转正。”
（图/pixbay）
在招聘网站上，一名修脚师的薪资保底在5500~7000元/月，月薪平均6000~10000元以上。此外，大部分的修脚公司都能给员工免费提供食宿。修脚师的提成方式是按单提成，此外还有绩效奖金、全勤奖和工龄奖。对于贫困县的人们来说，这份外人看来“不体面”的工作带来的月收入甚至比当地人一年种地的收入还要高。
李师傅喊这些00后的修脚师叫“小孩”：“老家这些小孩不懂事，不爱读书，老早就出来想赚钱。他们父母都还年轻能干活，没啥压力，小孩自己赚的钱都自己花。”
李师傅说自己以前也是十几岁就来广州打工了，做过汽车修理工，当过厨师、保安，下过工厂拧螺丝，学过焊接铝合金门窗，许多行业他都做过，最终选择了这行，“做修脚师傅好啊！夏天晒不着，冬天冷不着。”
年轻人的脚，是真的累了
年轻人爱上修脚并不令人意外。脚承载我们生活的重量，但一般很少被关心。平时在办公桌前久坐腿部容易酸胀，周末特种兵式旅游和过量锻炼，也让他们的脚一直处于过载的状态。
95后的刘宇航是一名跑步爱好者：“我平时喜欢跑步，跑得多脚底就会起茧，所以我大概每隔一个月都要去修一次脚。有时候跑完约上两个跑团的朋友一起去修脚，在修脚店坐着聊天，不比奶茶店舒服啊？”
（图/《小巷人家》）
修脚师还能兼职运动康复医师，告诉刘宇航如何保养足部，如何剪指甲能预防甲沟炎，建议他跑步不要穿太紧的袜子以免压迫足部。运动后运动肌肉经常会堆积乳酸，按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常见的放松方式。
修脚店最初能够吸引年轻人的一个原因是足够便宜。位于城市中心商业发达的地段，比起一次消费就要过百元的足疗水会来说，像郑远元、彭世、朋朋这类平价连锁修脚店能让打工人轻松实现“修脚自由”，40分钟的足疗能低至39.9元，其中包含了泡脚、修脚、肩颈按摩、足底按摩，堪称按摩界的综合平替，除了不定期推出的套餐，其他项目正常做也不过大几十元，花上百元就能享受大桶泡的“豪华套餐”了。
（图/《爱情公寓》）
在上班族Lisa看来，修脚是每周五结束工作后的仪式感。她以前办公都喜欢去星巴克，带着笔记本电脑边喝咖啡边办公，但现在她放下了这种已经有些俗套的工作方式，选择了更实际、更舒服的修脚店，“下午时段的修脚店往往没什么客人，一边泡着脚，一边回复工作信息。同样消费40元，这个比咖啡更有性价比。”
除此之外，年轻人对修脚的兴趣还来源于社交媒体的影响，网络上不少踊跃参加“蹭老行动”的年轻人，用各种有趣的范式分享着各自发现的“老头乐”，过去被认为只有老年人喜欢的修脚、晨运、按摩，成为年轻人摆脱平凡日常的猎奇打卡经历。
（图/《旅行任意门》）
文莉是一名电商行业的打工人，也是修脚店的常客。她最初了解修脚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许多分享，感觉还挺有意思。她此前从未留意过任何修脚店，一搜才发现家附近一公里范围内就有三家。
第一次去修脚时，修脚师在她自以为很干净的脚上刮出了一堆白花花的死皮，“我就像是第一次去北方澡堂搓澡的年轻人，感到羞愧难当。但几次过后就上瘾了，“按摩完真的光滑了不少，我感觉双脚和自己都重回18岁啦。”
校对 遇见
运营 鹿子芮
排版 小玛
题图《独酌男女》
上海市劳模陈琳：曾风餐露宿更知劳动可贵
来源：中工网
走进铁琳铝合金销售店大门，10余平方米的店铺虽不宽敞，但工具、材料却摆放得井然有序，一旁，经营部经理陈琳忙碌的身影出现在店中。被老邻居们亲切唤作“小陈”的陈琳，除了创业经营的铝合金销售门店外，还在物业公司兼职了一份机修工的工作，平常他更“闲不下来”，不仅休息天风雨无阻去养老院、医院做义工，更推动了虹口区首个个体劳动者协会志愿者队伍的建立。
年中无休，忙起来一天17、18个小时连轴转的陈琳，在去年被评选为上海市劳模。18岁便随哥哥一同来沪打工的他，从一名外来务工人员成长为上海市劳动模范，一路走来，陈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回馈、影响着身边人。
打工艰辛他也曾住过桥洞
1998年，18岁的陈琳从江西来沪打工，最困难时，风餐露宿就是他的真实写照。“那时条件艰苦，没有技术更没钱，白天找工作，晚上就钻进桥洞凑合一宿。”回忆往昔，陈琳不禁有些感慨：“为了节约钱，我和我哥一天买一个西瓜，1块钱左右，两个人当成午饭和晚饭吃。”
条件的艰苦，并不能吓退拥有坚定意志的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在年轻的陈琳体内萌芽，生活的苦在他“反复咀嚼”下炼出了甜。到铝合金门窗店当门徒，为陈琳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尽管当年学烧电焊常让他眼睛刺痛，为铝合金门窗反复刷漆总使他呼吸困难，可为了学好这门手艺，年轻的陈琳还是非常愿意到门店里“赖着”不断磨炼技艺。
功夫不负有心人，学艺有成后，他也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安身一隅——随着铁琳铝合金销售店的开张，陈琳的身份从打工人变成了创业者，可吃苦耐劳的精神却未从他身上褪去。陈琳还记得，创业伊始，吃住都是在10平方米的铁琳铝合金经营部里，夏天十分炎热，可他连一台风扇也舍不得买，衣服被汗湿了一遍又一遍。没有床，他就从外面拖回被别人丢弃的老旧门板，搭起来睡觉。
为群众排忧解难是件快乐的事
“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客户多付了加工费，我送钱上门时，发现客户家有位老人，上下楼梯不便，我马上回去就赶制了一排不锈钢扶手，装到楼梯上。这位老人终于可以下楼溜达啦！”陈琳说：“能凭我自己的手艺，为社区老人排忧解难，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自此，陈琳的爱心奉献便“一发不可收”。
一个人的付出，是回报也是初心。2010年，即便工作再忙，陈琳还是会定期到江湾镇敬老院做义工，凭借他“铝合金制作”专长，承包下了敬老院门窗修理、床边护栏定制的活，他甚至还为老人们特别设计制作了不锈钢的取奶箱，只要说起陈琳，大家都赞他是敬老院“最受欢迎的人”。
2015年，陈琳的公益之路更延伸到了上海皮肤病医院麻风病致残者病区。在这里，他与麻风病致残老人结下不解之缘。为了给这些致残老人服务，陈琳成了两个儿子看到想要“绕路走”的“坏爸爸”，原来，一有空他就抓着自己两个儿子练习理发，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为老人理发。
接棒劳模学公益一人影响一群人
拿周围人练习已经不能满足陈琳了，为了帮助老人理发，他还拜虹口的全国劳模殷仁俊为师，学了一手剪头发的好技术。陈琳也开始到更多的地方，为更多的老人服务。虹口区军队离休干部第二休养所、南京路步行街为民服务活动，都频频出现陈琳的身影。
这期间，虹口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第一个志愿者队伍——虹馨志愿者队伍正式建立。起名为虹馨，寓意为“虹口区一支温馨的志愿者队伍”。在陈琳的推动下，先后有70多名会员成为虹馨志愿者队伍的一员，他们深入市民驿站、党群服务中心、医院、干休所、敬老院、居民小区，为大家提供理发、修小家电、眼镜修配、钥匙修配、修鞋子、修钟表、磨刀、修雨伞、量血压等便民服务。据江湾镇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虹馨志愿者服务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共开展志愿服务487场，累计服务人数约53641人。（据《劳动报》报道 劳动报记者 李佳敏）
责任编辑：姚怡梦
大企业正在掌控一切：为什么美国和市场经济渐行渐远？
如果我居住在美国东海岸，在距离差不多的美国西海岸和欧洲大陆之间做出选择，作为度假的目的地，选哪一个路费更为便宜？
就在写作本文的2024年9月底，笔者查询了美国东海岸城市波士顿飞往法国巴黎的往返航班价格。假定我这一天购买于今年12月1日出发，一周后（12月8日）返回的航班，法国航空和达美航空给我的经济舱报价都是366美元。如果同一时间，我们从波士顿飞往飞行距离甚至还近了1000多公里的旧金山，达美、蓝捷、美联航等航空公司给出的票价却都在710美元以上。这种高达一倍价格的差异让人十分诧异。出国旅行，而且是去另一个同属发达国家的地方旅行，竟然更便宜？航空公司的成本难道不是与飞行目的地的距离大致相关的吗？
同样富裕的西欧和美国，哪一个地区的民众为移动通讯付出的花费更多？如果以单位数据量作为比较标准，美国用户在2020年为每个GB付出的价格是3.62美元，而西欧只有1.59美元。每个月，美国用户平均花费34美元，西欧民众付出的花费是10美元。
以“物价便宜”闻名的美国，为什么在这样的花费上，反而超过了人们印象中“昂贵”的欧洲？这种趋势是否是上面提到的两个行业里才存在的特殊现象，而不具有代表性？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大逆转：美国市场经济的深层困境》（下称《大逆转》）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菲利庞的研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考虑到汇率、购买力平价等换算因素之后，美国的物价涨幅超过了欧洲约15%。而同期，工资涨幅却只有7%——这还是不考虑分配差距之后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美国中产家庭中流传的、近些年“日子更为艰难”的说法，是真实的。而且，这种情况对收入较低的人来说更严重。
为什么？人们心目中富裕的美国，出了什么问题？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庞的新书《大逆转》，就试图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菲利庞是美国法裔经济学家，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麦克斯·海恩讲席金融学教授。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为25位最杰出的45岁以下经济学家之一，并荣获包括贝纳塞尔奖（Bernácer Prize，旨在表彰年度最佳欧洲青年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奖项。菲利庞有许多社会兼职，目前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顾问小组成员，以及法国财政部长高级经济顾问。2020年，他当选著名的计量经济学会会士（fellow），可以说是一位顶级的经济学专家。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菲利庞教授系统地从美国工资收入的停滞，大企业的游说，特殊利益集团，大型基金的治理，政治与金钱的合流，自由贸易，技术创新等等角度审视这一问题。由于从如此多的角度进行讨论，《大逆转》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深度了解现代经济如何运作的读本。
我们先揭晓问题的答案：菲利庞博士认为，美国消费者承担着高昂的物价，以及伴随而来的低工资率、低投资率、低生产率、低经济增长率和更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等问题。而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中大部分产业的市场竞争性出现了下降。而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则源于被游说和竞选献金影响的政策选择。
《大逆转：美国市场经济的深层困境》，作者: [法]托马斯 ·菲利庞，译者: 蒙长玉 / 段小力，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
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势力的上升
在美国的大部分产业中，市场集中度都在上升——也就是说，主导市场的大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变得越来越集中。与二十年前相比，产业的领头羊的地位越来越难以撼动。同时，这些企业的利润也在提高。
如果把某个行业排名靠前的最大厂商、前五家厂商和前八家厂商的市场份额标记为CR1, CR5和CR8，那么在制造业中，从1980年代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CR8从50%上升到了59%。在非制造业，这个数字从15%上升到了25%。经济学家们发现，美国四分之三的行业都存在始终集中度上升的问题。而且使用不同的指标，例如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le-Hirshchman index, HHI，其数值是市场上所有厂家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是市场集中度的衡量数值），都会得到相同的结论。
经济学上有所谓市场势力的概念，它衡量一家企业西方消费者利益，以提高价格和增加利润的能力。当产业中市场集中度明显上升时，企业的市场势力也就上升。消费者的议价能力下降，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的利润也就上升。
美国工作装品牌卡哈特的宣传短片截图。
如果考察美国企业的年龄结构，会有两个这些年来非常有趣的观察：一是新企业市场进入率下降，也就是占据稳固地位的企业所面临的新的竞争对手比以前少了很多。二是监管机构和法官准许大企业间进行并购交易，也导致了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作者认为，这两者一起可以解释产业集中的问题。新企业的自由进入，作为一种最为直接的市场再平衡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所在。作者认为美国初创企业的数量在减少，而且进入稳定高盈利的企业数量也在减少。
《大逆转》书中提到，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美国从1970年代起的四十年间，少了一半的上市公司：每百万人的上市公司数量，从23家减少到了11家。
研究发现，自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末，企业利润占GDP的比例稳定在6%-7%附近。但是过去二十年间，税后利润份额攀升到了10%。经济学家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折旧后（税前）营业利润与销售额的比例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了相同的趋势：这个数字从1970年代的10%，上升到了12%。如果将利润与资产进行比较，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同时期的欧洲：航空业的故事
同时期的欧洲并没有出现美国所出现的利润率增长、产业集中度上升和劳动收入下降的情况。为了解释这一差异，作者认为将目光集中在了两地的政策差异上。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几个案例用来作为上述论述的论据，其中航空业的故事最为富有戏剧性。
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航空业放松管制法》，标志着美国对于航空业管制的松动。此后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航空业竞争十分激烈。但是从2008年以后开始，这个领域的产业集中度以及利润率都在直线上升。这与表面现象背后一系列具有争议性的并购案有关联。熟悉这个行业的朋友可能对这些事件有所了解：达美航空与西北航空并购案（2008），联合航空与大陆航空并购（2010），西南航空与穿越航空并购案（2011），以及美国航空和全美航空并购案（2014）。另外，美国至今不允许国外航空公司经营其本国境内的航线。了解了这些，一切就都理所当然了。读者也就不难理解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东西海岸间的航班比与之航程差不多的跨国航班价格昂贵一倍的原因了。
那么欧洲一边的故事又是什么样的？
欧洲的航空管制松动，比美国晚约十年。二战后，欧洲各国都对各自的航空公司进行严格的控制、监管和保护。上世纪的80年代，整个欧洲只有不到15%的航线由两个以上的航空股公司运营。利润率相当高的巴黎至伦敦的航线，由两边的法航和英国航空共同垄断，票价创下纪录。1997年，欧洲航空业开始放松管制。理论上讲任何一家欧洲的公司都可以经营欧洲范围内的航线。新的航空公司开始进入市场。具有类似 “廉价航空公司”声誉的西南航空，其成本结构与其他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几乎一样。美国出现的众多廉价航空几乎都消失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但欧洲则出现了两家势力颇为雄厚的廉价航空公司，在市场掀起了争夺份额的风暴，迫使其他主要航空公司做了调整。今天廉价航空占据了法国国内几乎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以及一半国际航班的份额。巴黎两大机场的奥利国际机场，法航外的公司占据着一半的机位。但美国机场的机位则被主要国内航空公司固若金汤地占据着。而且，如前面所叙述，美国至今仍不允许国外的公司经营国内航班。
西班牙电影《空乘情人》剧照。
欧洲为什么情况更好？
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印象里，欧洲国家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更多，导致经济活力低于美国。而自由市场这个概念在美国是民主、共和两个党派都不遗余力地宣称誓死捍卫的理念。那上述的这些与人们的印象相悖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
作者指出了两个原因。
首先，欧洲的市场监管机构事实上更为独立。欧洲深厚的传统导致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的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比美国更甚的。欧洲也的确在反垄断等方面学习了美国的经验。但这不妨碍今天欧洲的监管机构更为独立。这并不是由于欧洲人对于自由市场的理论学习更到家，而是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各个主权国家的博弈客观上带来的正面效应。道理很简单：比如当两个国家试图建立一个共同的监管机构时，比两个国家各自设立的监管机构独立性要好。政客们显然不喜欢别的国家对这个机构施加政治影响，因此会尽可能地让它具有最大的独立性。而作者也通过研究印证了，事前监管较弱的国家，会从超国家监管中获益。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就是这样的一个官僚机构。
BBC纪录片《德国人、英国人和他们的汽车工业》剧照。
其次，在拥有了初始制度和机构之后，欧盟在执法和具体实施监管方面，也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而同时，美国的反垄断法执法力度在减弱。作者提到，美国司法部自1990年代以来只提起了10起反垄断诉讼。过去二十年间，甚至仅仅只有1起案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审理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案件数量则稳中有升。2000-2004年的四年间，欧盟每年平均调查264起反垄断案件、284起并购交易案和1075起国家补贴案件。人们还会注意到，欧盟做出了几个有争议的裁定。比如阻止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的合并案，而此前该案被停止之前，已经获得美国批准。学者们研究后发现，类似的案件并不是由于欧洲对于外国企业的偏见或者区别对待。
2017年，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两家公司决定合并其列车业务。一时间，欧盟面临着来自乐见其成的德法两个大国的政治压力。但欧洲竞争事务专员丝毫没有让步。其团队研究后认为这项合并会大大地降低铁路信号设备和高铁列车市场的竞争。最终，欧盟委员会中止了这项交易。
通过分析数据，研究者们发现，欧洲的产业集中度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00年以后，甚至出现了下降。作者还考察了另一个经济指标：成本加成率。它可以定义为价格与单位劳动成本之间的差异，用以衡量商品价格是否过高。结论与本书的观点一致：更高的产业集中度，也预示着更高的成本加成率。美国的产业集中度，显著高于欧洲，而且欧洲在进入本世纪以后这个数值一直在下降。
当然，欧洲各国之间因为传统和国情等等原因，也存在着差异。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意大利，这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成本加成率下降的国家。巧合的是， 这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一直不佳。这或许印证了这样的简单推论：改善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环境，对经济运行的质量非常重要。
托马斯 ·菲利庞，《大逆转》作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Max L. Heine 讲席金融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他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为25位最杰出的45岁以下经济学家之一，并荣获贝纳塞尔奖（Bernácer Prize），该奖项旨在表彰年度最佳欧洲青年经济学家。目前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曾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顾问小组成员、法国审慎监管局科学委员会主任与董事会成员，以及法国财政部长高级经济顾问。
游说和金钱政治
是什么原因导致上述美国经济中的问题？如果说欧洲在执法力度和减少针对竞争的监管壁垒方面做得比较好。那么美国一定在这两个方面做的有所欠缺。菲利庞认为，是美国制度中某些极具特色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原因出现。最为直接的制度原因，就是其独特的政治游说和所谓的金钱政治。
游说对公共政策和经济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游说并不是美国独有，而活跃的游说活动是美国独有的一种现象。美国近些年的游说支出增长迅速，绝大部分由企业承担。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美国与欧盟市场相比竞争弱化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游说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明确保护的权利之一，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该法律保护民众“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这个权利所衍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促进由个人、企业和其他机构形成的组织化利益集团的创立和发展。这些利益集团可以用各种方法影响政府政策——这涉及到竞选捐款、信誉背书、媒体宣传和游说等等。
但是游说活动在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状况。美国游说支出的本身就十分惊人，但近年来的增长又十分迅速。还有一点就是，美国游说最为活跃的企业，具有非常高的产业集中度。研究发现，积极捐赠竞选资金或者增加游说支出的企业，从2000年到2015年，在标准普尔1500指数企业中从33%上升到了42%。互联网经济的五大巨头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和微软都在持续增加游说的支出。企业游说的目的在经济学家看来相当简单：保护自己的“经济租金”。那些存在问题，或者即将被针对的企业才更有动力去积极游说。他们一旦左右了政策，则让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持续存在下去。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在2018年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和大型钢铁企业在2017-2018年游说支出约20%的增加恐怕难以撇清瓜葛。
纪录片《重返太空》剧照。
欧洲与美国不同的是，首先游说的支出就比美国低了一大截。
一谈论起金钱政治，人们恐怕最先想到的也是美国。而金钱政治最为直接地体现在竞选活动的筹款活动中。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美国专栏作家、评论家威尔·罗杰斯曾经说：“政治已经变得如此烧钱，以至于现今连当个失败者都要耗费巨资。”罗杰斯生活的时代，政治耗费的金钱如果放到今天，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2016年总统大选时的失败者希拉里·克林顿获得的选举捐赠有多少？11.9亿美元，这包括由选举人筹集的部分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筹集的部分。
金钱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有多大的重要性？美国众议院议员的工作内容中，每周会花30个小时在筹款上。这是一份全职工作的3/4的时间！2013年，民主党为众议院新议员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他们每天拿出4个小时给潜在的捐赠者拨打电话，这是一份全职工作一天工作时间的50%！过去数十年来，获得国会议席的成本一直在攀升。1986年，获得参议院席位的竞选成本为400万美元，而这个数字在2014年是1200万美元（已去除通货膨胀因素）。众议院席位要稍微便宜一点，但过去三十年里也翻了一番，达到160万美元。
在这些增长的背后，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2010年以来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政治非盈利组织这些机构在金钱政治活动中的占比越来越明显。这背后当然是企业、劳工及意识形态的利益。研究者们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大多数捐赠者，集中在大企业（如AT&T）、受监管影响严重的行业（银行和信贷）、以及严重依赖政府采购合同的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等军火商等）。但是，作者在提到了大量的研究结论之后也承认，金钱政治究竟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具体益处很难得到确定性的答案。
《纸牌屋》第一季剧照。
危机与希望
虽然美国是一个号称“主权在州”的联邦制国家，但市场的监管则由联邦层面的监管机构完成。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那些本来对英美式实用主义毫不在意的政客们，则无心插柳一般的，在联盟层面上，为了种种原因，成为事实上自由市场的拥趸。
在评价这本书时，《金融时报》副主编拉娜·福鲁哈尔说 “菲利庞告诉我们，美国不再是自由市场的家园，老欧洲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竞争力。”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忧心地表示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存在一种恶性循环——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攫取政治权力，然后利用它建立市场壁垒、损害竞争。
这其实也是本书的作者菲利庞所忧心的。
作者认为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市场都比美国更加自由。这是由于客观的现实导致的结果：欧盟不仅实施反垄断政策，而且对一个国家为企业可以提供多少补贴进行管制，同时对成员国政府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干预采取其他形式的监督。
那么，欧洲能否避免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菲利庞写道，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乐观的观点认为欧洲人是幸运的，他们的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会一直保持下去。而悲观的一方则担忧，腐败的发生需要时间。今天美国陈腐的监管机制，或许就是欧洲的必由之路。
《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美]马修·德斯蒙德著，董孟渝译，中信出版社，2024年5月。
菲利庞讨论的问题核心，其本质是美国经济领域的“权力失衡”问题。在美国经济活动中，大企业越来越占据优势，而小企业、消费者和普通劳动者处于劣势地位。菲利庞并不是唯一一个得到类似结论的学者。比如社会学家马修·戴斯蒙德就在他的新书《制造贫困：一个美国问题》中提到了美国占据了经济权力主导地位的大企业对于普通劳动者的“剥削”，是号称头号发达国家美国贫困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危机，已经是众多不同领域的学者们讨论的话题。无论是中产阶级切身体会的生活成本的上升，或是社会议题上群体的撕裂，都成为今天美国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但遭遇危机，是否就意味着美国丧失竞争地位和创新能力，从此一蹶不振？
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话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有惊人的相似。其实类似的危机早就被历史学家详细记录在案了。历史学家皮特·图沁在2023年出版的《末世：精英，反精英以及政治解体的路径》（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一书中，记录了美国上一次度过类似危机的过程。
《末世：精英，反精英以及政治解体的路径》（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书封。
美国在建国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0多年，保持了高达年均3.5%的经济长期发展，至今没有国家能打破这个记录。有不少学者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美国的塑造，比建国还要深远。但是时间来到19世纪后半叶，社会变得极度不稳定。除了内战这样的重大事件之外，无论是公共安全、公共卫生，还是贫富差距，都可以说是危机重重。到了1920年代，更是出现了至今令人心有余悸的 “大萧条”。统治阶层的精英们，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对政治领域里暴力水平的恐惧，推出了一揽子改革，终止了混乱。
改革的内容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是商业部门、政府和工薪阶层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允许劳工阶层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参与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分配中来。这个契约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它事实上是社会的各个部分——国家、普通人民与精英——之间达成的一种社会合作的默契，或者说约定。这些改革开始于美国历史上的“激进时代”，终止于1930年代的“新政”时期。在1935年，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社会福利法案》，正式称为法律，奠定了美国的“福利国家”的基础。虽然在执行的过程中，这些举措受到了许多这样或者那样的阻力，但是它在处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所取得的成果，说服了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人。仅有极少数人坚持对它的敌视态度。
可以说，美国人用了很短的时间，利用反垄断、税收等手段，将富人阶层的规模大大缩小，也让贫富差距迅速得以改善。同时，联邦政府开始着手市场监管、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上上下下已经形成了新的“社会契约”，让国家得以重生。
美国能否像上一次一样，化解今天的危机？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历史来解答了，这取决于美国生活中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中，是否能达到某种新的生活共识。
撰文/邵鹏
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