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出国“打洋工”年薪10余万？江油4位农民工梦断俄罗斯2、一个高山苗村的十年之变3、【丽江分享】待遇50000元/年，有社保丽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招聘辅警
出国“打洋工”年薪10余万？江油4位农民工梦断俄罗斯
4位江油民工听信中介的忽悠，一心想去俄罗斯务工赚大钱，没想到国外务工之行却成了泡影，连交的6000元报名费也难以讨回。近日，4位民工辗转从俄罗斯海参崴回到家乡，手捏一张“白条”收据，向记者讲述了他们身陷异国他乡一个多月梦魇般的“打洋工”经历。
缴纳6千报名费
想出国打洋工
胡洋今年43岁，江油市双河镇某村农民。多年来，他一直走南闯北打工赚钱，主要从事建筑施工。今年春节前夕，胡洋回家过完年，不想再出远门，打算留在家乡就近寻找出路。春节期间，妹夫登门拜年，寒暄中透露自己已报名去俄罗斯“打洋工”，过完年就动身。妹夫说，招工者承诺，一年轻轻松松能净赚10多万元人民币回家。胡洋一听心动了，决定也报名加入“打洋工”的行列。
3月中旬，胡洋前往妹夫所指的江油市永胜镇某村，找到招工者曾丽咨询“打洋工”事宜，得知已有永胜、双河等乡镇的10余名农民工缴费报名了。对方拍着胸脯向他承诺：务工地点在俄罗斯海参崴，往返车旅费全包，工作轻松，月薪8000元人民币保底。胡洋信以为真，便缴纳了6000元报名费，回家等候曾丽通知出发时间。
得知胡洋报名去外国“打洋工”，同村好友何明也跟着向曾丽缴费报名。
异国遭非人待遇
趁工头不备逃离
4月初，胡洋、何明相继接到曾丽的电话后，与另两名永胜镇的民工陈刚、李林动身“打先锋”。随后，曾丽为他们四人办好了赴俄罗斯的签证。4月13日早上9时许，四人从江油乘坐火车出发，17日早上到达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的中国通往俄罗斯的公路口岸，当晚抵达海参崴郊外的一个大型建筑工地。
当地天寒地冻，他们吃的第一餐是冰冷、生硬的饭团，宿舍是一大间简陋破旧的工棚，木料搭起的床铺上，乱七八糟堆放着上一茬工人扔下的破被褥。当晚，他们四人的护照被在工地负责的华裔男子武某收走，武某声称要为他们办理暂住证。他们向武某提出签订劳务合同，对方称要等国内寄合同文本。
第二天一早，四人冒着严寒开始上工了，主要是处理毛坯房的铝合金门窗与墙体结合部的缝隙。他们发现，偌大的工地近乎瘫痪，总共上工的不到20人，都是中国公民。
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非人的待遇让胡洋等四人心灰意冷，他们萌生了回国的打算。当他们向武某索要护照时，没想到武某竟开价“每人交6000元人民币”。武某呵斥他们好好干活，否则将送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调教”。
四人害怕不已，于4月24日下午趁武某与工头不防备，沿着一条高速公路逃离。他们大约步行了60多里，遇上一位好心的中国吉林籍货车司机相助。好心司机将他们载到自己务工的一个大型农场，并代他们向广东籍老板阿良先生求助。阿良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爽快地答应收留他们。
幸遇同胞仗义相救
四民工平安回国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阿良一边让他们在农场务工，一边跟武某交涉，希望武某尽快归还胡洋等四人的护照，可武某却以种种借口一再拖延。没有办法，阿良只好开车载他们前往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海参崴办事处求助。当中国外交官员询问起他们当初赴俄罗斯的签证情况时，大吃一惊：原来，胡洋等四人的签证都是商务签证，并非劳务签证。按照俄罗斯的法律规定，一旦他们被当地警方查获，将招来牢狱之灾。领事馆为他们办理了《旅行证》，并再三嘱咐他们早日回国。
5月28日，胡洋、何明、陈刚、李林在农场工人的一路陪护下，顺利返回黑龙江绥芬河市，告别梦魇般的“打洋工”之旅。
6月5日，胡洋、何明前往江油永胜派出所报案。
找中介讨说法
江油警方已介入
“要钱没有，钱都上缴了。”曾丽在电话里称，她的“上级”是江苏省的金某、安徽省的刘某，她只负责招工并安排民工出国，至于其他事务与她无关。
8日，胡洋、何明亲自上门找到曾丽，要求退还报名费和护照。几经僵持，最终曾丽表示将尽快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帮他们索回报名费。
目前，此事已引起江油警方的高度关注。一位负责人表示，公民出国务工如果上当受骗，可及时向当地警方的经侦部门报警求助；如果中介公司合法，只是属于经济合同纠纷，可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专家提醒
出国务工
如何避免受骗？
江油市商务局有关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事业发展迅猛，公民出国“打洋工”渐成气候，但境外劳务纠纷和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一些“黑中介”打着“劳务输出”的幌子，非法敛财，造成出国务工人员上当受骗。
专家建议，出国务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甄别：
1.要通过经国家批准的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的企业出境务工，选择具备《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或《境外就业中介经营许可证》的机构办理出国务工手续；
2.要认真了解对外劳务合作项目的真实性，查验企业的经营资格证书和本人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外派劳务招收备案表；
3. 要直接和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签订合同；
4.要谨慎交纳费用；
5.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要通过合理渠道和方式维权，不要因采取过激行为而触犯国内外的法律法规；
6.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多了解出国务工的有关情况，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到国外务工
需注意哪些细节？
公民在国外务工期间必须严格执行合同，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和风俗；
不要去赌博场所或色情场所，不要擅自脱离原工作岗位到别的地方打工，这种“打黑工”或“自由工”的做法是违法的；
履约期满后必须回国。如果在国外工作期间，雇主企业倒闭或者破产，合同中止执行，也必须回国。回国后，可以要求退还履约保证金和按比例退还管理费，其他损失可根据合同追讨。
一个高山苗村的十年之变
7月6日，永胜村干沟自然村，熊琼英和她家盖了半拉的房子。儿子陶小友一家在外打工，房子盖了一半，等赚够钱了接着盖。
7月9日，王树元带着4岁的女儿王国敏一起听县里的农技员在田间教授果树管理的知识。几年前，他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将自家的玉米地改种枇杷，今年卖了5万多元，他不打算出去打工了。
7月5日，永胜村驻村工作队员任建瑶入户检查村民家里的人居环境状况。她有一份打印的卫星地图，上面标注着村里每家人的位置，这样的图还有7张。
7月9日，39岁的王广平在自家的枇杷地里干活。此前多年，他一直在外出务工，今年他家的枇杷已经进入挂果期，收入不错，他不再外出打工。
云南红河永胜村通过外出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人均年收入由1600多元增至6000元
7月5日6点半钟，云南红河州屏边县永胜村。天边刚刚露出微曦，村小学的起床音乐在山间响起。54岁的永胜村党总支书记杨国林细心地把一捆捆芭蕉叶切碎，再拌上玉米面，去喂自家的4头牛。
杨国林家是一栋2层的砖房，屋顶吊脚，保留着苗族建筑的风格，墙面和柱子上的红砖裸露在外，有些已经磨损了。就在他家的旁边，几栋崭新的小楼依次矗立，青瓦黄墙，巨大的落地窗上有传统的木格，水泥钢筋的房屋上，又搭建起苗式的吊脚楼。
“7年前，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现在，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差的。”杨国林坐在院子里，捧起水烟筒，他的妻子则在厨房里准备早饭，白米饭，地里摘的新鲜蔬菜、一小块腊肉、山上捡来的菌子，组成了他们一家四口的早餐。
作为大山深处的一个苗族村寨，2000多村民散居在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中。10年前，这里还过着原始而闭塞的农耕生活，人们在陡峭的坡地上刀耕火种，人均年收入1600多元。
10年之间，这里通过外出务工和种植经济作物，踏上了摆脱贫困之路。去年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6000元，超出了脱贫的标准。
有人踏出群山，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也有人回归故乡，振兴家园。对于他们来说，脱贫不仅仅甩掉了穷帽子，更是一次人生的改变，一次追逐现代化的负重爬坡之旅。
“猪屎村”的“幸福”
永胜村是一个纯苗寨，全村下辖7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村委会所在的自然村叫“母租白”。
母租白是一个“彝语”译名，意为“太阳最晚落山”的地方。百年前，这里还是彝族聚居地，后来彝族村民迁徙，杨国林他们的祖先便在这里落脚，原来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
过去数十年，这个大山中的苗寨似乎一直遗落在时代的洪流之外，村民们延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在陡峭的山坡上种玉米，在河沟里种稻子。山地贫瘠，庄稼的产量不足外面的一半，玉米丰产时，亩产不过300-400斤，年景不好，可能颗粒无收。村里每年有三成的村民，要靠政府发放的救济粮度日。
杨国林就出生在母租白，他告诉记者，那时候，一家人住在土房中，一年到头，粮食都很紧张，养一头猪，过年杀了，卖几个钱，就觉得是最“美好”的生活了。
村里的环境更差，茅草屋、土坯房随意乱建，村路都是土路，再加上禽畜乱跑，到处都是粪便，一下雨，粪便和泥泞混合在一起，要穿长筒雨鞋才能出门。母租白——“太阳最晚落山”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没人会提起，人们更多用“猪屎村”来称呼这个村子。
2007年，杨国林走出大山，到州府蒙自的一家葡萄园打工，他是第一个走出母租白的村民，也是整个永胜村7个自然村里最早外出务工的。
2010年，杨国林响应屏边县政府号召，回到村里，准备种植枇杷。“刚回来的时候，觉得不能适应了，不是村里变好了，而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村子怎么会这么差？”
王广平也是最早外出务工的那一批人，他出生于永胜村的另一个自然村格咪底，结婚后不久，就和妻子外出打工，赴新疆种棉花。
“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少。”王广平说，世代居住在大山里的村民，既不熟悉外界，也对外面的生活不感兴趣。再加上大多数人文化水平很低，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算账，给人干一年，连自己赚多少钱都算不清楚，也就不想出去了。
2014年，永胜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57户1136人，占全村1986人的一半还多。但即便如此，人们也不愿意外出务工。永胜村所在的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他到每一个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村民开会，开会的唯一目的，就是告诉高山苗寨里的村民们，外面的生活是怎样的，山里的村民们，又该过怎样的生活。
杨国林也有同样的感受。脱贫攻坚刚开始的时候，政府曾邀请企业到永胜村招工，结果被村民当成骗子，赶了出去。
“棉花房”和“半边楼”
不过，反复的思想工作，以及先行者的示范效应，终究还是起到了作用。“我是母租白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也是第一个盖砖房的，2013年，我的房子盖起来，是当时村里最好的。一下子，很多人相信了，外面能赚到钱。”杨国林说。
王广平和同去新疆打工种棉花的村民们，也在过年时带着钱回家了，这也成为了村民们参考的对象，“那几年，永胜村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起来。”杨国林说，据村里统计，10年来共有500多人外出打工，占了全村人口的四分之一。
从杨国林盖房子到现在，7年过去了，村里更多的新房子盖了起来。和杨国林老式的砖房不同，新房子大多是明亮、鲜艳的新式小楼。就在杨国林的左右隔壁，他的两个兄弟的小楼都是新盖的，巨大的落地窗，把阳光接引到室内，屋里窗明几净，现代化的家电一应俱全。
村委会主任熊国清告诉记者，永胜村第一批盖房子的高峰是在2014年，当年红河州启动“美丽家园”计划，鼓励村民改造旧居，最高的政府可以补助3万元。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多了，也开始有了余钱。政府补助恰好让他们有了一个契机，自己掏出打工赚来的钱，加上政府补助，就把房子盖起来了。
永胜村最初的务工者，大多在新疆种棉花，这是一份收入有保障且不需要多少专业技能的工作，所以颇受欢迎，种棉花赚了钱，回家盖起来房子，这些房子就被村民们叫做“棉花房”。
“村里一多半的房子，都是棉花房。”熊国清说。
记者注意到，除了已建成的新式小楼，村里还有很多盖到一半的房子，村民们称为“半边楼”。熊国清介绍说：“一般第一层都是政策补助盖起来的，后来村民们赚到了钱，自己加盖。有的盖到一半没钱了，就出去打工赚钱，赚到钱再回来接着盖。”
7月7日，杨祖德家正在改造自家的“半边楼”。杨祖德家有10口人，两个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打工，2013年，他们推平了原来的土坯房，盖了两层的新房，“花了25万，政府补助了3万，贷款8万，都是兄弟俩打工赚的钱。”杨祖德说。
这幢房子主要是杨祖德夫妻带着几个孙子住。不过，房子并没有完全盖好，还缺个厨房和浴室，今年，杨祖德攒够了钱，打算把厨房和浴室盖起来，顺便再盖一间存放粮食杂物的储物间。
种玉米还是种枇杷，这是个问题
外出务工给闭塞而贫穷的苗寨村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然而，年轻人常年外出务工，也造成了许多新的问题。
77岁的王英兰家是特殊困难家庭。王英兰家原本有7口人，她，儿子儿媳，4个孙子。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儿子意外身亡。尽管有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县乡挂包单位干部的帮助，但儿媳妇外出打工，抚养孙子们的工作，大部分仍要靠她完成，这对一位77岁且多病的老人来说，负担仍然极重。
新现镇党委副书记黄涛表示，乡村的振兴，得有乡村自身的动力，外出务工确实能够帮助贫困家庭快速脱贫，但也会带来劳力流失、妇孺留守等问题，所以，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才能让村子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屏边县山高沟深，生存环境恶劣，如何在大山里发展起自己的产业？事实上，过去许多年里，包括在扶贫脱贫的工作中，屏边县也曾尝试过很多产业，但多数不算成功。在2010年左右，屏边县开始从自身的传统产业——农业出发，寻找发展的契机。
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告诉记者，2014年以来，屏边县重点推动枇杷、荔枝、猕猴桃等几种特色水果种植，新现镇地处高海拔区域，适合枇杷种植，而永胜村是枇杷产业发展较快的村子。
杨国林记得，当初推行枇杷种植时，村民们不愿意，矛盾一度难以解开。“当时政府出资买苗，政府帮忙种植，一直到3年挂果，再交给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也就是说，村民什么也不用管，等3年收获就可以了，即便如此，一开始也没什么人愿意种”。
王广平就是不愿意种的村民之一，他们一家常年在外打工，并不看好枇杷种植的效益，也没时间管理。更多人担心枇杷种植会影响种玉米，种玉米虽收获不多，但当年就能见效，种枇杷3年没收益，3年后怎样还不知道，所以大部分村民不同意。
杨国林说，当时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王广平，他是村民小组的组长，我们动员他起带头作用。再比如担心不能种玉米的农户，我们告诉他，枇杷树刚栽的时候要遮阴，完全可以套种玉米。
王广平最终种了12亩枇杷，2019年第一次挂果，到2020年，12亩枇杷卖了8万多元。村里种得最多的，可以卖到10多万，少的也有4、5万。永胜村的枇杷产业正在逐渐成型，更多的人开始主动扩大种植。“现在有200多户种植枇杷的。”杨国林说。
“能在家门口赚钱，谁愿意背井离乡”
村里的产业在发展，但村民们的素质仍待提升，杨国林说，挂果之后，政府把枇杷地交还给村民管理，但很多人缺乏技术，也缺乏管理的意识，“怎么剪枝，怎么疏果，都要学，但一开始，学的人少，有的人干脆就扔在地里不管，长成什么样算什么样。”
从完全靠天吃饭的玉米种植，到需要精细管理的果树种植，村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挂包永胜村的县政协每年都会邀请农业技术人员，到永胜村的各个枇杷地里进行现场教学，教村民们如何在果树生长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更好的管理。
7月9日，新的一次培训在格咪底村的枇杷地里进行，培训的老师是县林业局的技术员，永胜村各个自然村几十位村民走到地里，跟老师学习怎样剪枝塑性。
“树的中心要剪开，透光透气，在合适的地方让侧枝生长，还要给侧枝塑性，让它们分布得更合理……”
听课的大部分是年轻人，王树元骑着摩托车，带着4岁的小女儿一起来听。王树元和妻子原本都在外地打工，但今年枇杷卖得不错，卖了5万多，妻子出去打工了，他就留在家里，一方面管理枇杷地，一方面也照顾孩子。
一个多小时的讲解结束，老师被一位村民拉到自家地里请教，还有人站在路边等待咨询。
杨国林告诉记者，永胜村目前一共有5000多亩枇杷，其中2000多亩挂果了，这些挂果的枇杷，都需要有人精心管理，不能再放养了，更重要的是，枇杷的收益，让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看到了在家里赚钱的可能，“能在家门口赚钱，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王广平夫妻俩也都留在了家里，枇杷收益不错，也能照顾家人，他们觉得，还是留在家里更好一点儿。
2019年底到2020年初的这一茬枇杷，价格不错，最高的可以卖到20多元每公斤，王树元告诉记者，枇杷成熟的时候，山上的沙石路上，停了一溜大车，都是来收枇杷的。
“现在就是路还不好走，收枇杷的车进出比较麻烦，而且山坡上的田间路也不多，成熟的枇杷，大部分还要靠人背马驮才能运到路边。”王树元说。
杨国林种枇杷不多，他种了30多亩猕猴桃，地就在格咪底村另一边的山坡上。
种果树10年，杨国林自己也成了专家，经常有外村的人来请他去指导。不过，他也面临着和王树元他们一样的困难——生产道路不足。“大部分耕地都是坡地，有些地坡度很陡，以前全靠人力和畜力，过去常有骡马从山坡上滚下来摔死，所以路特别重要。”
从村委会到杨国林的猕猴桃地里，要走20分钟左右的沙石路，还要经过一条600多米的下坡土路。这条土路原本并不存在，2017年初，杨国林承包了山坡上的30多亩地，准备种猕猴桃时，才自己出资请人修的这条路，花了3万元。这条路修成后，不仅杨国林家可以用，沿途的15家200多亩地也都方便种植了。
杨国林告诉记者，包括树苗、供猕猴桃攀援的铁丝网、修路等，他一次性投入了30万元，“材料成本不算高，但人工太高了，在平地上，干一天活100块，在山地上就得翻一番。”
2019年，杨国林的猕猴桃已经有了收益，卖了15万元左右。
其实，杨国林想过要做设施农业，但在陡坡上盖温室大棚，成本太高了，而且道路没通，即便想投入，也还缺乏条件。
“当前，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仍存在不足，尤其是自然村之间的道路、田间道路，在我们的规划中，也在不断地加强这方面的建设。”新现镇党委书记杨富丞说。
从5辆摩托车到20辆小汽车
虽然村里的道路还有待完善，但在杨国林看来，相比10年前，已经好不少了。以前的路都是土路，一遇下雨便泥泞不堪。现在各自然村里的路面硬化、自然村之间的沙石路铺设几乎都已经完成。“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村里的车多了，以前，全村的摩托车一共也就5辆左右，2014年到2016年，是摩托车增加最快的时候，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2018-2019年，则是小汽车增加最快的时候，现在全村差不多有20辆小汽车。现在汽车还到不了地头，但摩托车完全可以了”。
永胜村最远的一个自然村，叫岩羊冲，这个村一共12户人家，因为地处山体滑坡区域，已经全村生态搬迁到镇上。
48岁的杨保生，就是搬迁户之一。杨保生以前在州府蒙自打工，妻子去世后，杨保生要照顾两个孩子，不能外出打工了，就在镇上打点儿零工，兼顾着原来村里的地。安置点有就业帮扶的人员，他们可以帮助像杨保生这样的搬迁户，就近找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杨保生的新家，在新现镇安置点的一栋居民楼中，楼房也是苗族风格，吊脚楼、米黄墙、木格窗，三居室，两个卧室住人，一个卧室当储物间，客厅向阳，很宽敞。记者注意到，屋里的各个窗户都有崭新的窗帘，唯有客厅的落地窗没有窗帘，杨保生告诉记者，是他故意没装的，“这样亮堂、畅快”。
7月10日晚上7点多，在母租白的永胜村委会院子里，一场演出正在进行。这是新现镇文艺演出队“送戏下乡”的活动，演员都是来自各村文艺队的群众。
灯光亮起，演员们轮番登场，永胜村的文艺队也演了三个节目，有苗族舞蹈，也有苗族芦笙表演。
最后上场的是杨国林，他不会跳舞，但即兴用苗语朗诵了一首诗：“小康不是等来的，坐在墙边晒太阳不可能小康，要走出去，要干起来……”
A08-A09版采写、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丽江分享】待遇50000元/年，有社保丽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招聘辅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