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以新东方为创作原型的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成功唤起了上世纪改革开放一代创业人脑子里遥远而并不模糊的时代记忆。
王石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这部电影时，回忆了这样的场面：
大概是在1983年，王石在深圳做玉米中间商，靠倒卖玉米挣了一笔可以说是天文数字的钱。
当时人民币最大的面值只有10元。为把钱拿回来，王石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拿着两个大麻袋就过去了。
结果对方给了他一张支票。王石非常不解：“这是钱吗？”
多年后回想这个场景，王石觉得自己很二。
但正是有了这个很二的开端，才有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万科和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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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爷王石。
王石具体的家庭背景，少有人提及。看王先生的发迹路线，家里一定或多或少是有些能量的。
还没成年的时候，王石就听从父母的安排，入伍在茫茫戈壁开了五年车。
退伍转业后，本可以做一名司机。在70年代的中国，这是让很多人羡慕，让家人脸上有光，挣钱也多的铁饭碗。
但王石放弃了。
他选择去郑州铁路局的水电段做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扎扎实实干起了体力活。
对这一选择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人从他后来的发展路线判断，他的目的是为了上大学。
如果把两个事实联系起来，确实意味深长。
一个是当时的政策，读大学不用考，要靠单位推荐。另一个是王先生的父亲时任柳州铁路局主要领导。
果然，第二年郑州铁路局拿到了2个推荐名额。王石因为吃苦耐劳招人喜爱，而被推荐到兰州铁道学院，也就是今天兰州交通大学的前身，学习给排水专业。
1977年，大学毕业的王石被分配广州铁路局担任技术员。具体上班的地方在南疆边陲一个略显荒凉的渔村，也就是今天的深圳。
当时的深圳还是边防禁区，一般人容易去，也没人愿意去。
王石住在工地上竹席围成的简易工棚里，和腐烂的牲畜尸体、无处不在的苍蝇、凋谢的木棉花为伴，闻着尸臭和粪便的混合气体，时刻要和蚊子做你死我活的斗争。
工作之余，王石喜欢看一本叫《大卫·科波菲尔》的书，节假日学习英语，偶尔去广州听音乐会陶冶陶冶情操。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这个鬼地方。
天随人愿。后来王石考入广东省政府从事招商引资工作。
我们无法判断，这是早有谋划，还是善于随机应变，审时度势。
单从后面王石个人和万科的发展轨迹来看，王石的早期经历，堪称完美铺垫。
王石的胸腔里始终跳动着一颗不安分的心。
曾经让他只想赶紧离开的深圳，现在已正式挂牌为经济特区。近乎于一种长期遭受禁锢，重获自由瞬间时的放肆与张扬，深圳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是全中国最生机盎然的地方。
王石如愿以偿去了深圳，以特派员的身份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工作。
一天，他游走在蛇口街头，看到了一个一个巨大的粮仓。他知道，里面装着玉米，属于刚刚入驻深圳的泰国公司——正大集团，他们要在深圳办饲料厂。
但叫他费解的是，粮仓里的玉米，无论是来自美国、泰国，还是中国东北三省，统统都要经过香港，再转运到深圳入仓。
当时的商品从大陆到香港，算出口。东北的玉米运到深圳，先跑到境外转一圈再回来，图什么呢？
总不会也是为了出境镀金吧。
王石很快问到了答案。正大集团也想直接从东北运玉米到深圳，但当时的中国的运输需要指标。
他们作为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哪里去找指标，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车皮。
王石一听就乐了。先别管指标，就一个问题：“如果我把玉米从东北直接拉过来，你们要，还是不要？”
傻瓜才不要。
王石不仅能搞到运输指标，还能海陆通吃。很快，就有大量的玉米在他的操作下，从东北直接到了深圳。
王石不生产玉米，只是玉米的搬运工。不到一年的时间，通过倒卖玉米，就从中赚取了300万的中间商差价。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80年代的中国，人民购买欲望和能力已经复苏，但生产能力没有跟上，僵化而低效的运输渠道又阻碍了商品流通。
老百姓想买，也能买，市场上却没有东西卖。
王石用赚来的300万成立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自己任经理。这是后来大名鼎鼎万科的前身，主要业务是把日本的电器、仪器产品进口，再卖到中国。
吃的还是中介的饭。
当时要从事进口生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进口许可证和外汇配额指标。但这两个东西都牢牢控制在政府的手中。如果没有政府背景和出色的公关能力，做进出口，想都别想。
王石刚好都有办法。
不光是商品可以倒卖，外汇配额指标，同样也可以。
王石曾经讲述过这样的例子：
一个北京人带着3000万美元的外汇配额指标来到深圳。当时换汇比例为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
但外汇配额属于政府控制的稀缺资源，在市场上，1美元可兑换4.2元人民币。
王石从银行贷款2000万，再想办法凑点，凑足3700万，从北京人手里购买1000万美元外汇指标，转手4200万在市场出手。
一倒手，500万元的差价到账。比倒卖玉米痛快多了。
万物皆可倒。很多像王石这样，在80年代赚得盆满钵满，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人，被称为“倒爷”。
单从字面意思看，这两个字就充满了浓浓的江湖气。
倒爷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既不合法，也不违法。准确地说，在当时，这是法律还没触及到的全新事务。
这样的事情在80年代的中国很常见，很多故事才刚刚拉开帷幕。
尤其是在经济特区——深圳。
万科。
展销中心成立的时候，王石还是体制内的人。
从理论上讲，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是展销中心的母公司，深特发的领导是王石的直属上司。
这导致了万科从一开始，就和深特发公司之间存在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王石从一开始就希望有独立自主经营的权力和空间，深特发却想着如何把王石圈禁在自己的掌控下。
矛盾的导火索是1985年，深特发想从展销中心账上划走800万美元的外汇，王石打死也不答应。
深特发直接下文，要“高升”王石回总部担任副总，王石拒绝。又派他到深圳市党校处级干部培训班学习，王石去了两天后仍然回展销中心当经理。
王石的强硬和坚持，得到了公司上下职员的一致的认同，母公司新任命的经理，最终连面都没露。
转机恰在此时，深圳政府要在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改革。
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民营企业还没大规模崛起。国营公司的日子普遍过得不错，没有人愿意在自己的地盘上，凭空多出一个董事会来教自己做事。
没有人响应股份制改革的号召。只有王石，觉得这是摆脱深特发的控制，争取自由发展、自主决策的机会。
申请交上去，深特发毫不犹豫地驳回，时任董事长还告诉王石：“你就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
越是如此，王石越感到命脉捏在别人的手里。不管自己是不是孙悟空，都可能随时被人压在五指山下，没有翻身之日。
王石从来不走寻常路。
身在体制中，他自然知道条条大道通罗马的道理。明面上的路不通，那就走地下。
王石想办法绕开了母公司深特发，也绕开了相关部门，直接和深圳市政府的秘书班子拉上了关系。
很快，深圳市政府将万科股份制改革作为推动工作的试点，提上了日程。
得知消息的深特发，直接派了一个请愿组，到政府办公厅抗议“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
抗议有效，万科股份制改革暂停。
王石直接去了市委书记李灏的办公室。
王石急，李灏不急。
耐心等王石吐槽完，才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年轻人，不要急，困难越大，方法和策略就越重要。
股份制改革是时代的需要，不会因为谁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一个月后，万科股份制改革方案重启，并获得通过。
万科发行股票2800万股，每股1元。
80年代末，大众还不知道股票为何物。
为了兜售万科的股票，王石不遗余力。不仅在闹市区摆摊设点，还亲自带队，走街串巷扫楼式推销，甚至在菜市场，把股票和大白菜摆在一起吆喝叫卖。
还通过自己的关系，请工商局领导动员个体户协会，把深圳的个体户召集在一起搞会销。王石亲自上台演讲，向大家解释股票投资的价值。可大家都觉得他是个骗子，又迫于工商局关系户的情面，有人现场打断王石的演讲：“你不用讲这么多了，该摊派多少，我们就捐多少吧。”
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万科以000002的代码正式挂牌交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股份制改革、发行股票与债券的公司之一。
无论是万科，还是王石个人，包括主动或被动购买了万科股票的人（如果有足够耐心持有的话），都会在将来，获得丰厚的奖赏。
但万科和深特发在控制与反控制之间的撕扯纠缠，并没有随着万科股份制改造而结束，而是会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直到12年后的2000年，在王石的不懈努力下，深特发才同意将手中持有的万科的股份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
王石第二天迫不及待在网上公开发表感慨：“在第十六个年头，万科总算彻底脱离深特发。本来一肚子的牢骚，在脱离的昨天却瞬时消失全无。回想风风雨雨，面对深特发大厦，默念着：再见了，老东家。”
中国华润也不会永远做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商场如战场，在今后近十年里，还有更多、更血腥、更野蛮的争夺在等待着万科。
万科地产。
和当时绝大多数公司一样，万科什么都想做。上市以后不用愁钱，更是发展成了一家名副其实的集团化公司。
万科旗下包含了连锁超市、建材工厂、影视文化公司、酒店经营等各种业务，超过50家公司，遍及全国各地。用王石自己的话说：“除了黄、赌、毒和军工产业，万科全部都涉及了。”
做一家无所不包的商业帝国，也正是王石的野心和梦想。
直到1993年，万科被批准在香港上市发行B股。开筹划会的时候，渣打银行的一个基金经理问了王石一个问题：“王总，你们万科到底是做什么的？”
本来很有表达天赋的王石，面对这个问题，却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被问住的王石回去开始算账，发现过去十年，万科在很多领域都没赚钱，有些领域看起来赚钱，其实也增长乏力，前景堪忧。
王石开始怀疑，多元化的道路是不是走错了？
可王石自己还没把问题想清楚，就有人来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
深交所开业后不到两年，一家叫君安证券的公司在深圳开张，背景成谜，实力深不可测，很快就成了深圳最大的证券公司。
1993年，万科在香港上市时，君安证券是承销方。万科B股一股成本价12元，但上市后的股价才9元。有1000万股，直接砸在君安手里。
作为承销合作方，对万科的经营状况和王石的经营思路，君安当然知根知底。
1994年10月，君安的老板张国庆到王石的办公室待了5分钟，以宣旨的口气告诉王石，君安联合了部分股东，准备对万科投不信任票，并要求改组董事会，新闻发布会两个半小时后就召开。
君安攻击的点，正是万科的多元化经营、资源分散、没有重点，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
可以说是直击要害。
王石判断，君安的目标是想通过炒作资产重组的题材，抬高万科股价，趁机将积压在手里的1000万股万科B股出手套利。
股东组团直接硬刚董事会，这在中国企业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王石一边安抚股东，一边以“防止人为操纵股价异动”为由，向深交所申请万科股票停牌，好为自己应战争取时间。
王石成功为自己争取到了4天。
在这四天的时间里里，王石和张国庆，拿出所有的手段和资源，各显其能，作殊死搏斗。
最后君安败在了自己的贪婪上。
王石成功挖出，在发难之前，君安高层在暗中买进了2000万的万科股票，准备在股价炒作上去以后，出手赚取差价，获取私利。
事情曝光以后，君安名不正，言不顺，其行动的目的遭受到质疑。
证监会也站在了王石一边，张国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证监会的领导说了狠话：“既然你们发话了，就说一盘狗屎让我吃，我也把它咽下去。”
和君安证券一场龙虎斗，让王石认识到了嗜血资本的野蛮，也更加坚定了要走专业化道路的决心。
此后的几年里，万科开启甩卖模式，把旗下的其他公司陆续抛售，只专心做地产，而且是集中精力做住宅。
为此，王石制定了两大原则：
第一个：两个“70%”的原则。即万科不低于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在房地产业务中，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占到不低于70%。
第二个：利润高于25%的项目不做。
第一个原则很好理解，王石终于回答了曾经那个基金经理的提问：万科是做地产的，而且核心是做住宅。
第二个原则就很有些费解了。要知道，在当时房地产绝对是暴利行业。
万科刚刚涉足地产时，只要土地批文一拿到手，几乎就意味着超过100%的利润进入了公司账户。在整个行业中，也有“低于40%的利润不做”的默认行规。
这恰恰是王石和万科的独到和远见。
正是凭借这种远见，万科在未来的十几年里，将在地产领域创造一个又一个，让对手难以望其项背的辉煌和荣誉。“万科地产”四个字，也将深深烙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自从王石带领万科走上专业化道路，一心一意做地产开始，万科几乎一帆风顺，再无险关。
直到2015年。
自从万科成功摆脱深特发以后，中国华润一直是万科的最大股东。华润给予了万科和王石足够信任和自主经营的空间，王石也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华润是“大股东典范”。
两者联姻，已经走过了两个七年之痒，但依然甜蜜如初。
但宝能来了。
宝能和他的老板姚振华以胆大、激进和凶猛著称，曾多次在资本市场搅弄风云。
这次，它盯上了万科。
2015年，正是A股的牛市，地产板块也在拉升，恒大股价直接翻倍，但万科经营不差，股价却莫名其妙地一直处于低谷。
资本的血腥和姚老板的野心，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宝能通过旗下控制的保险公司，大规模举牌万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持股超过华润，一举成为了万科第一大股东。
万科一直以来除了第一大股东华润，其他股权都非常分散。这种既有国企背书，又利于管理团队灵活操作的股权架构，曾经给万科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便利。但面临宝能如此野蛮而凶猛的攻势，也让万科很难短时间内组织强大的力量予以反击。
局势非常被动。万科一边通过舆论揭示宝能系企业的各种污点，试图遏制宝能进一步完全控制万科的势头；一边向大股东华润寻求帮助。
但华润这次表现得非常冷淡，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
王石只好另寻帮手。他找到了安邦保险。
随即还是老办法，万科以重大股东变更为由，申请停牌，而且一停就是半年。
宝能的很多资金来源都经过了层层嵌套、多重抵押，杠杆的倍数非常之高。半年之后，股市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料，如果万科股价大幅度下跌，宝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二十多年前，万科和君安的恶战，才停牌四天。这次有半年，足够王石和万科做很多事了。
万科不仅在舆论上猛烈攻击宝能，还在未经过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引进了深圳地铁合作。
此时的万科第一大股东是宝能，第二大股东是华润。
万科单方面的行动，同时引起了两大股东的不满，好在他们最后并没有联手。
最终，万科方以一票之差险胜，董事会通过和深圳地铁的战略合作关系。
可战争远没有结束。万科复牌以后，股价大跌，血腥的宝能选择了继续增持。其他的力量也跃跃欲试，想从中分一杯羹。
随着立场不明的各方势力加入，战况更加焦灼。
和万科历史上多次争战一样，最终都会引来监管层的介入。这次也不例外。
据江湖传说，国资委给了很大压力，要求华润配合深圳市政府妥善处理。
事情究竟如何妥善解决，细节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系列公告：
万科原来的第一大股东华润，以及此次混战中加入的恒大，先后与深圳地铁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深圳地铁坐上了万科第一大股东的交椅。
宝能大规模减持，万科前十股东中，再看不到宝能的席位。
深圳地铁重组董事会，王石卸甲，郁亮接棒。
宝能一进一出，在股票交易中赚了不少，但随后旗下的前海人寿因违规受到了保监会处罚，姚振华本人也被禁止进入保险业10年。得与失之间，只有宝能自己知道了。
和前几次万科保卫战一样，王石全力以赴，手段用尽。只是时过境迁，这次受到的批评和指责比任何一次都多。但作为万科的创始人，王石对得起万科，也值得尊重。
对万科而言，好像什么都没变，只是换了董事长，换了第一大股东，业务也不再仅仅集中于商业住宅开发而已。
让建筑赞美生命。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已经尘埃落定，这让很多尚存疑虑的企业家终于放开了手脚。
一场集体的盛宴，逐渐变成了集体的狂热，很多企业趁机疯狂扩张，野蛮兼并。
能保持冷静的人很少，王石算一个。他提醒同仁：“对那些80年代末，90年代初创立的企业来说，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要控制住自己。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王石理智的声音，没有多少人听到，有人听到了，也没放在心上。
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也说：“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做出卓越的成绩。”“这才是赚钱的唯一途径。”
大前研一的话当然也没人愿意听进去。
只是王石，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万科坚持不冒进，拒绝暴利，保障品质。
正是这种稳妥和坚定的策略，使得万科在市场风云突变的浪潮中，一次又一次得以幸存。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前十多年中，万科实现了营收4.2亿1400亿，利润从2300万到192亿的飞跃。
万科不仅严格遵守定下的两个原则，还奉行另一条铁律：坚决不行贿。
有一次，王石参加一个中国企业家论坛，讨论企业的道德问题。王石说，万科从来没有行贿。主持人接过话头，问在场的几百位企业老板，谁敢说自己没有行过贿，请举手。长时间的沉默，最终有五六个人举了手，但也举得畏畏缩缩，一点底气都没有。
后来在另外一个论坛上说到同一个话题，好事的主持人又做了个调查：不相信万科没行过贿的人请举手。有一半的人举了手，动作干脆利落，毫无迟疑。
王石感慨：“大家似乎都默认，不行贿才是不正常的。”“我们是不是已经病得很重了？”
改革开放初期，从社会到个人，都刚刚尝到物质财富的甜头。犹如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无数人迷失其中。
房地产行业从一开始，高额的利润，自带的金融属性，有意或无意扮演的硬通货角色，注定了没办法独善其身。不管是市场的每一次波动，还是政策的每一次调控，都能在行业内引起巨大的波澜。
2017年前后，“房子只住不炒”一系列宏观政策逐渐落地，地产行业普遍感觉到寒冬的来临。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高周转”一词被频频摆在地产公司决策层的办公文件中。
为了赶工期，建筑工地安全事故频发；房子质量得不到保障，维权事件此起彼伏；财务安全的隐忧更像是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被炸得粉身碎骨。
万科也没能例外。2018年万科秋季例会上，干脆大声喊出了“活下去”的口号，一时在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同一年，万科深圳公司去掉了名称中的“房地产”字眼，改为“深圳万科发展有限公司”，表示在未来要做城市的综合服务商，给市民提供一揽子城市服务，而不是单纯房地产开发。此时，离王石提出两个“70%”原则已过去了二十年。他本人此时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运动、周游世界、写书和谈恋爱上。
保利紧随其后做了“去地产”化的更名。
恒大则更早，2016年就宣布更名，去掉了“地产”两个字，转向其他领域谋求新的发展。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疫情中，大厦依然无法避免地轰然倒塌。
业内业外很难得达成了一致：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不过就在我写这篇稿子时，看到新闻说，政府出台了新的政策，意在刺激楼市的回暖。不知道这是不是疫情阴霾下无奈的选择，也不知道地产行业是将迎来第二春，或是回光返照。
房子、车子、票子
和家。
万科的黄金时代，也是很多人和企业的黄金时代。
紧跟着城市化的脚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离开故土，涌向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用种地的手扛水泥、搬砖头。一座座现代化的楼房如雨后春笋，一个个名字时髦的小区拔地而起。
10万先知先觉温州人带着改革开放赚取的第一桶金，出现在全国各地新开的售楼部里，像买白菜一样横扫楼市，成为一大盛景。媒体称之为“温州炒房团”。
房价暴涨的时代来临。
在2003年的《福布斯》榜上，中国大陆排名前100的富豪中，涉足房地产企业的老板有40人；前10名中，有6人是房地产企业的老板。
地产行业，成了孕育中国富豪的摇篮。
但在这个过程中，攫取财富的可不仅仅是房地产开发商；推动房价上涨的，也不仅仅是炒房团。
9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地产开发需要大量的土地，政府在征地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征用；把土地出让给开发商时，又采取市场经济的思维，高价出让。进出之间，大量的财富聚集到政府手中。
征地卖地的收入，一时间成了地方财政的绝对支柱。
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在同一年，一个叫东湖丽苑的小区在深圳开工，这是全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建成后大部分卖给了香港人，5万块钱可以买一套。
1987年，中国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在深圳开拍。开发商在拍得的土地上建了一个小区叫东晓花园，第二年开盘时售价每平米1600元。同时，深圳政府颁布了中国第一份房改文件，鼓励职工买房。也是在这个时候，“房屋是商品”的概念，开始从深圳传递到全国各个角落。
时间来到2022年，深圳二手房成交均价超过了7万元。从1988年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品房出售算起，三十年的时间，房价上涨超过40倍。
在这个过程中，无数的人涌向深圳，见证了深圳从一个偏僻的渔村变成了现代大都市，也见证了深圳的房价从一千元到十万元的飞跃。他们带着纯粹的梦想和勃勃的野心，来到这个城市里打拼、奋斗，为这个城市的发展添砖加瓦，一如曾经的王石。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结婚的“三大件”由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变成了冰箱、彩电、洗衣机，再变成了今天的房子、车子、票子。
但对大部分来说，无论房子是一千元一平，还是十万元一平，一样都买不起。他们如过客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花似锦潮起潮落，像极了朱自清那句“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也有人拼尽全力，搭进去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实现了梦想，在城市里买了房。但有房子和有家，好像也不能完全等同。
时间回到1998年前后，王石被查出犯了一种罕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医生断言，不出一年的时间，他将在轮椅上度过余生。
这一意外的出现，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不务正业。
登山有利于心脑血管健康，王石就将万科的具体事务交由现在的董事长郁亮打理，自己去世界各地征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峰。
地理知识好的人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些名字：非洲的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山，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这一座座不适合生命存在的高峰，王石都征服过。登上珠穆朗玛峰时，王石已经52岁，是成功登顶年纪最大的中国人，还不是个专业的运动员。
王石还喜欢赛艇，当上了亚洲赛艇联合会主席；他还给中国移动、摩托罗拉手机、大众汽车做了代言人；还跑到世界各地去游学、演讲；还和小自己三十岁的女明星田朴珺谈恋爱、结婚……
登山中的王石
喜欢冒险、挑战，而极具浪漫气质的王石，像极了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
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会在深圳刚刚建立特区的时候，迫不及待地要下海去闯荡。
也许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创建万科这样一个企业，披荆斩棘一路走来。
现在的王石已经年过古稀，据说一个月的退休金上百万。
票子、车子、房子肯定早有了。
家应该也有了。
（来源：
一座城事、凤凰网财经微信公众号。感谢原作者，仅用于知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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