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皇帝侍读刘崐铜像 通讯员供图
明朝、满清和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景东教育文化一度领先普洱市其他县区。因此，普遍认为，景东毗邻大理，“近朱者赤”，教育文化繁荣是深受大理、南诏国文化熏陶。
其实，明朝、满清和民国时期，景东教育主要是儒学教育，文化繁荣主要是汉文化熏陶。而在这段历史阶段，在文治武功方面出类拔萃者，主要是从明朝开始大量移民景东的中原汉人变服从俗，与当地原著民通婚后的子孙。
大理州某县一位朋友说：“要说因为深受大理、南诏文化影响，那么我县是大理州，与南诏国发源地巍山毗邻，何以明、清和民国时期，文化反而不如景东呢？”
明、清、民国时期景东教育文化繁荣，出了一个清朝同治皇帝侍读刘崐，出了一个曾先后在广东、山东、江西、浙江四省任巡抚程含章，其最深层次原因，是景东在明朝时期设置卫所，中原一带汉人大量进入景东，将儒学（汉文化）带入景东，加上明朝开始，官府和士绅重视兴办教育，这种风气被历朝延续，以及景东傣族土司偏爱汉文化。
清同治皇帝侍读刘崐铜像 通讯员供图
关于南诏国
南诏（银生）文化，留给景东的文化，也许就是樊绰《蛮书》中的一片茶叶。
历史上的景东，南诏统治时间极短。南诏唐永泰元年即公元765 年建立，距今1240 年，在今天的景东彝族自治县文井镇开南村设银生节度治所，很快，开南被永昌金齿白蛮占领，银生节度治所移往楚雄德江城，距楚雄州府所在地两公里。根据民国时期编写的《景东县志稿》记载：“景东在宋以前为檄外地也，自元入版图。”徼外，指塞外，边外。
南诏国几乎与唐朝相始终。据《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南诏国疆域“东距爨（今云南东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西至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今西藏）接壤，南女王（今老挝境内），西南缥（今缅甸），北抵益州，东北黔巫”，范围远远超过今天云南省版图。据史料记载，普洱景东、镇沅、景谷被金齿白蛮所占据，玉溪新平被阿僰所据，临沧凤庆等地，亦被其他少数民族所据，直到元朝，才被收服归附。《元史》记载，“开南州，下。州在路西南，其川分十二甸，昔扑、和泥二蛮所居也。庄蹻王滇池，汉武开西南夷，诸葛孔明定益州，皆未尝涉其境。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自南诏至段氏，皆为徼外荒僻之地。”《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府山川环绕，群蛮错列，亦控扼之所也”。景东县文井镇开南村设银生节度，不久被金齿白蛮占据，银生节度治所随即移往楚雄德江城。可见，元朝之前，景东很少受外来政权统治和影响，地处偏僻的景东，基本上与外界没太多交流，而是相对独立发展，就谈不上山么熏陶了。
南诏建国哀牢夷，其生产力和思想文化发展程度，在同时期应该与普洱其他县伯仲之间。南诏国，一般认为是彝族建立的政权，汉史记载是“乌蛮别种”，桑耀华先生认为是与彝族同源的羌人——拉祜先民，总之，是哀牢夷所建立的一个政权。而大理国，则是白族段氏建立的一个政权，白族的先民接受汉文化较早。
南诏国和大理国，这两个政权的建立，南诏文化（或银生文化）和大理文化或许在民族习俗上会对景东原著民有些影响，但肯定不是景东文化曾经一度领先普洱其他县的根本原因，而真正原因，应该是以下几个方面：
四省巡抚程含章铜像 通讯员供图
明初大迁徙
真正使景东教育文化一度领先普洱其他县区的原因，是明朝洪武年间大量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人，与当地女子结婚，融入当地民族中，他们带来了儒学教育传统和先进的汉文化。《嘉庆景东直隶厅志卷之二十三•风俗》记载：“原隰多僰夷，山多倮倮，县属川居者大丰，皆江西、江南籍贯，次之湖广、四川、贵州各有移居，山居者皆土著夷人。”建立南诏国的民族，现在被归为彝族，而南诏子孙，在明、清至民国，在景东境内，多居高山，仅凭“大理”、“南诏”文化，很难培育出皇帝侍读和四省巡抚，元朝之后景东主流文化儒教。
远古时期，云南本无汉族。司马迁称此地为西南夷地区。晋朝常璩《华阳国志》说“南中云南等地在昔盖夷、越之地”。汉武帝征服了云南地区，“募豪民田南夷”，这是进人云南的首批汉族移民。此后陆续有汉族迁入。但由于移入的汉族在数量上毕竟不多，尚不足以以汉化夷, 而只能变服从俗。所以,三国两晋时期的云南地区仍是夷汉合流，鬼教风行，迫耶纵横，香老议论。隋唐曾对云南进行有效经营，扩大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南诏与唐朝间互有攻守，数以万计的汉族军民或被俘，或被虏，进人云南。然而他们同样也只可自称“本皆华人”。元代蒙古贵族统治云南，移人云南的人口包括蒙古族、回族、契丹人及汉族官兵。但汉族大量移人云南而较好地保留其民族属性，是从明朝开始的。
四省巡抚程含章铜像 通讯员供图
明代汉族进人云南, 主要在明初洪武、永乐两朝，而且绝大多部分是以军屯形式迁人的。《明史• 兵志》载，明代在云南共设二十卫，二十二个千户所。这些卫所基本上都是在洪武、永乐年间设立的。《明史• 兵志》还说“ 天下既定 ，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 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洪武二十三年年杨顺检阅云南左、右、前、临安、曲靖、金齿、大理、洱海、楚雄等九卫军马时，官军数量为八万八千四百零五人，洪武二十六年时确定长期驻屯云南的军士数量即是九万五千五百二十七人。卫所是明代以军屯方式向云南移民的基本据点。设军屯垦之外, 也有少量民屯户进人，以普通商人而非盐商身分进人云南而留家不归者，为数亦不多。明代落籍云南的外省人中, 还有一部分是仕宦。这部分人对于汉族文化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贡献极大，沐氏家族是这群人的代表，但身为仕宦而落籍云南者究属少数。总之，明朝政府有计划大规模地向云南移民的时期仅限于明初，移民中又以军人及其家属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移人云南的外省人口大致在三十万左右。
满清、民国期间，景东文化先贤都是外来移民。明朝洪武年间，云南总督沐英父子，将大量中原一带的人移民云南。《明太祖实录卷185•辛巳条》“洪武二十年九月辛巳，命西平侯沐英籍都督朱铭麾下军士无妻拏者，置营以处之，令谪徙指挥、千、百户镇抚管领，自楚雄至景东，每一百里置一营屯种，以备蛮寇。”“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辛丑，调云南白崖军士屯守景东。上以景东为云南要害，且多腴田，故有是命。” 景东境内，至今还有不少地方以“屯”、“营”取名的村庄，如“北屯”，如“左所营”。一个屯戍卫约5600人，加上亲属、商人、屯垦等，近万中原人进入景东。
晚清云南五大诗人之一戴家政铜像 通讯员供图
据民国侯应中所编《景东县志稿》记载，刘崐是“翰林院付讲侍读学士”，其先祖刘琎来自山西赵县，随沐英征讨云南，到景东屯守，留在了景东。云南景东人程含章，满清时曾任河南布政使，程氏一世始祖朝一公在元代由婺源迁安庆府桐城县南乡大方庄东北首马家觜，后有外迁陕西、山西、江西等省，属于“皖桐程氏”，也是从外省迁徙而来。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孝廉杨仕汉在此发迹授广西庆远府知府，杨仕汉系景东大街镇人，据说祖上来自江西。晚清云南五大诗人之一戴家政来自江西。进士刘体舒、李灏等人，以及侯应中、罗大任、谢遇清等一批文化先贤、历史名人。景东花山镇那赖人徐劲，历任南宁地下党支部书记，桂林地下党县委书记，先后任延安分区党校教育主任，边区教育厅代理秘书长西北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新中国建立后，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院长、西北分院院长等职。国民革命军58军副军长、抗日名将中将梁得奎，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副军长（授中将军衔）邱开基等人，祖上都是明朝时期，以军人、商人迁徙而进入景东。沐英所带来的屯守军人和移民，一般都是过镜楚雄进入景东境内。
由此可见，正是明朝设置景东卫，大量中原人进入景东，带来了先进文化——汉文化（儒学）、先进思想和先进生产技术。
晚清云南五大诗人之一戴家政铜像 通讯员供图
陶氏土司拥抱汉文化
其次，统治景东五百余年的傣族陶氏土司，元蒙时开始主动到楚雄献礼纳降，明朝、满清都主动遣使到楚雄报告承袭并缴销前朝所赐印信，被朝廷称为土司中最为恭顺者。陶氏土司也一样深受汉文化浸润，出土文物没有自己民族文字，都用汉文，受汉化程度很高，学习汉族文化。傣族土官较早接受汉文化，倡导儒学，而且在儒学上有造诣较高的人。例如第六任知府陶綮。陶氏后代陶熔，黄埔军校第八期，1932年8月被派驻英国利物浦领事馆出任代理馆务、以及驻英大使馆副武官、武官等要职，在此期间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期间，分别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大队长、云南国民革命军事训练处副处长、第一集团军高级参谋、中国远征军总部少将高参、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部高参等职务，培养了一大批作战军官和军事管理人才，为抗战铸造坚实后盾，呕心沥血，不辞辛劳。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云南通志》卷四十四说：“学校声教，渐迁其俗。”《古今图书集成》载《景东风俗考》引《通志》说：“渐习书史，民风地宜，日改而月化”。《百夷传》记载，傣族昔日是大事用傣文书檄，小事刻木为契见。到明代汉文已经普遍运用。从1988年掘得的阴刻楷书“显考故知府少凤公墓”和“显考知府陶讳金”汉文墓碑，可以证实，早在明代永乐年间或者更早，景东傣族已经使用汉文了。到清代，汉文流行，傣文在景东傣族中几乎绝迹（或者景东傣族本来就没有使用过傣文）。
重视儒学教育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从明朝伊始，景东历代官员之中和部分乡绅重视儒学教育，积极传播汉文化，办学相对市内其他县较早。明清时期，景东祭孔仪式就已经很完备，主要祭祀日为“四大丁祭”和“二十小祭”。在普洱市境内景东办学相对较早。正统十一年(1446)，景东卫设教授汉文的儒学，汉学（儒学）和中原传统文化在景东传播。万历二十四年(1596)卫所的“卫学”改为“府学”。此外还有“义学”普及教育。《景东教育志》记载：从明正统七年，即1442年设学至今，教育已有570多年历史。正统十一年（1446），景东卫设教授汉文的儒学，中国传统文化在景东传播。万历二十四年（1596）卫所的“卫学”改为“府学”，位于卫城外南仓井之西。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通判尹学孔迁学于府南锦屏山下（今县城唐窑学坡一带），同年巡抚陈用宾改奏卫学为学府，学中经籍、雅乐、祭器皆备，学府毁于明朝麓川傣族思氏土司入寇景东。
程含章的诗 通讯员供图
庙学始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同知薛荩及士绅捐银400两，买下明指挥使徐振宗旧宅权为庙学。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通判汪遴卿捐奉银，陶氏土司及本郡士绅亦捐银两，乡村义民协助改建于城西玉屏山麓（现文庙址）。以后，又经同知汤传楷、黄元治等加以修葺。清康熙三十九年（1770年），同知徐日忠捐奉银，土府捐银百两，又将学宫前锦屏山旧址，殿祠、两厢、棂星门、乡贤、名宦修葺完备，同时右边修建了文昌宫、魁阁，左边修建了明伦堂、学署、斋房，尔后一些乡绅又补葺了大成殿、尊经阁等堂宇。故从清康熙时起，景东府学规制日臻完善，准许照府制取入儒童20名（文武同），年廪膳增至40石。清乾隆十七年（1742年），同知程近仁率梁文元、程其珖等阖邑士绅迁文庙于玉屏山旧址。后经过嘉庆、道光时的嵩山、李继昌、罗承林、罗承式等官绅修葺，庙学规制日益完备。清同治元年（1862年），毁于杜文秀回乱战火。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知凌应梧率邑绅捐资重修府学，庙貌焕然一新。清末废科举后，景东直隶厅学改为中学堂、师范传习所、劝学所等教育机构所在地。民国年间文庙作为县民众教育馆、简易师范学校驻地。
景东书院始建于明弘治年间（1444—1505年），在云南书院史上属建院较早之地。明清时期所设学校有县城庙学、大街镇三营庙学，另外有明志书院（明弘治年间胡光创办于城西北）、新城书院（明万历十五年尹学孔创办）、开南书院（清康熙四十年茹仪凤创办于治北）、保和书院（清雍正十二年徐树闳创办于厅属保甸河）、麟凤书院（清同治十二年，凌应梧、刘尚忠创办于林街清真寺旧址）、兴文书院（清雍正元年同知罗德彦创办于治北鼠街）和兴隆书院（清乾隆二十二年创办于兴隆）。此外还有“义学”普及教育。
雍正十二年（公元1728年）建立普洱府，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在景东建立试院，所有普洱府各属生员，都要到景东参加应试。
1949年后，从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截至2012年，34年的时间, 景东一中共报考13219人，共上线7321人，共录取7165人，清华、北大、复旦、南开、中山、厦门、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大等名牌大学，都有景东一中学生考入。曾几何时，高考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市同类学校中前三名，在全省81所一级完中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估中排名第19名。
正是明朝期间大量外来移民带来学习汉文化传统、以及官府重视儒学教育，积极创办学校，使景东在过去历史上一度成为普洱市文化大县、教育大县。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笔者认为，受大理、南诏国民俗影响会有点，但影响到让景东曾经成为普洱市文化大县、教育大县，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明洪武、永乐年间，中原读书人的大量进入景东，带来儒学，景东历史偶然中，实现人材引进，文化交融，思想碰撞，孕育出一支景东文化奇葩。
结论是，景东在明、清、民国期间，是明朝洪武、永乐年间，中原移民大量迁徙定居景东，一度成为普洱市文化和教育大县。
引进来，走出去，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必由之路，明朝景东“被动”引进人才，让景东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和繁荣！
云南网通讯员 王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