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基尼系数很小，2019年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2，远低于美国的0.48和中国的0.45。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从基尼系数看起来日本的收入差距比世界大多数的国家都要低。
日本经济已经有了“失去的三十年”。据《日经新闻》今年9月的报道，以美元计价的日本GDP正在萎缩。如果按1美元兑140日元计算，预计2022年的日本名义GDP将时隔30年首次低于4万亿美元（约560万亿日元）。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这段时间，全球GDP增长了4倍；然而，一度在全球经济中占比超过15％的日本，份额已跌至近4％。
为何基尼系数很小的日本正在走向的是共同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呢？
1970年至2018年日本基尼系数
虽然日本的基尼系数很小，但是在日本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却是极其不平等的。这一点实际上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一，日本的实际工资增长已经陷入长期停滞。
2021年，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近30年里，日本平均工资仅增长了4.4%，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同年，日本国税厅发布的调查显示，202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33万日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较2019年的436.4万日元减少0.8%。
日本实际平均工资增长陷入长期停滞，因为存在收入分化，三十年来日本底层的实际工资水平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的。
工资增长出现长期停滞，那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所多创造出来的财富哪里去了？必定是为资本所攫取，不是为本国资本所攫取就是为外国资本所攫取。
近代历史上，只有在工业革命时期出现过工资增长长期停滞，当时的实际工资增长整整停滞了一百年，被称之为“工资铁律”，工业革命时期是资本主义历史上贫富分化的顶峰时期。现在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增长也出现了长期停滞。日本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了三十年，美国底层的实际工资增长也已经停滞了四十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重回“大萧条”前夕的水平，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之所以没有显著扩大，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因日本政府采取了高累进税率，抑制了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
日本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从5％开始，逐渐升高到45％。年收入在195万日元（约合11.7万元人民币）以下，税率是5％，年收入超过4000万日元（约合240万元人民币）的部分，则需要缴纳45％的个人所得税。
针对富裕阶层的各类资产，日本建立了完善的税收制度。日本政府对股市投资的资本利得、银行存款利息、各种债券的收益等等，征收20％的税。日本地方政府对土地和房产征收1.4％的房地产税。目前，日本企业的所得税是30％。遗产税是日本消灭富人群体的一把利器，其税率高达55％，免税额仅有4200万日元（约合252万元人民币）
二，日本工薪阶层的工作压力大是众所周知的，“社蓄”、“过劳”等词汇都是从日本流行开来的。日本工薪阶层的工作压力大其实是劳动与资本间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一种表现。
普通劳动者的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与工资的效用是成正比的。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只要工资的效用（需求的满足）大于劳动的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劳动者就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资的效用越大，劳动者所愿意承受的劳动负效用也就越大。
工资效用不仅取决于工资水平，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工资的边际效用。工资的边际效用越大，一定实际工资所带来的效用就越大。
工资的边际效用越大，在一定实际工资水平下，劳动者所愿承受的劳动负效用就越大，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多，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就越不平等。
工资增长长期停滞产生了巨大的通缩力量，将日本经济拖入了通缩的“泥潭”无法自拔。
日本经济最大的症结是长期面临通缩困境无法自拔。日本政府长期进行大规模的货币放水，甚至实行了多年的负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都无法有效提振通胀。
工资增长长期停滞，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群体收入增长十分乏力，而每个人所能消费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数量很有限，消费需求的增长必定也是十分乏力的，因此产生的通缩力量也是极其强大的。
工资增长停滞甚至是下降，由此造成企业产品的需求更加不足，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经济增长停滞又带来工资增长停滞。如此，日本经济就陷入了“死循环”，有了“失去的三十年”。
美国底层的实际工资增长也出现了长期停滞，为何美国经济没有陷入通缩陷阱呢？疫情发生之前，美国经济也长期面临着低通胀困境。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核心CPI一直徘徊在低于2%的水平，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也无法有效提振通胀。先前美国的通缩力量之所以不如日本强大，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将其一般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了。
日本经济的悲哀：自认为解决问题的良策很可能就是制造问题的罪魁！
许多人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会有“失去的三十年”，罪魁祸首是人口减少和少子老龄化。
在“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元大幅升值，外需受到沉重打击，日本企图通过“金融缓和”政策来扩大内需，不承想却在股市和楼市催生起了巨大的“泡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加上人口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对日本经济的拖累，从此陷入了长期的停滞。许多人认为这就是日本经济“失去的三十年”的根源所在。
许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扩大劳动力的供给，增加老年劳动力和扩大外劳规模，企图以此来减少劳动力短缺给社会经济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但是日本政府的这些举措却造成低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严重地拖累了工资增长。
回溯历史，日本社会几乎每隔10~20年就把退休年龄延长5年，65岁退休义务化始于2006年4月，到2013年全面普及；60岁退休义务化则始于1986年，1998年开始全面义务化。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推行的是55岁退休制度。
虽然因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不断加剧，日本经济存在严重的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但是日本的劳动力短缺并没有带来工资水平的上涨，底层实际工资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说明低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供给是严重过剩的。这与日本政府不断削减公共性养老福利，迫使老年人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有关，这与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外劳规模也有关。
公共性养老福利的削减，使得普通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降低，这会增加工资的边际效用，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工资的边际效用增加，在一定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供给会增加，劳动者出卖一定劳动力所要求的实际工资就会减少。
外劳所能享受到的福利水平和其自身的来源其它方面的生活保障水平，低于日本本国国民，工资所带来的边际效用要大于日本本国劳动力，在低工资水平下，外劳的劳动力供给要多于日本本国劳动力。